当地时间15日进行的一场程序性投票中，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保守派成功阻挠了包括《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GENIUS法案》）在内的三项加密货币立法进程。当地时间周二下午举行的程序性投票以196票赞成、223票反对告终，共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下反对票
投票失败后，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开始下跌。稳定币公司Circle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7%，跌幅后收窄至4.5%左右。Coinbase股价一度下跌超过4%，跌幅后收窄至1.4%左右。数字资产公司MARA Holdings股价一度下跌超过2%，跌幅随后收窄至1.8%左右。
稳定币是锚定法定货币的私人货币，美元稳定币的运营模式类似狭义银行的概念，发行人的负债端（稳定币）零付息，作为兑换保障的安全资产则生息。稳定币的供给弹性大，近几年美元利率大幅上升带来的利差使得发行机构有增加供给的动力，但零付息意味其流通量主要由需求决定。需求方之所以愿意放弃利息收入是因为稳定币带来其他方面的便利收益，比如用于加密资产交易，在跨境支付上比传统银行支付体系的成本低，其中监管套利是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可能是作为替代币值不稳货币的工具。理论上讲这些也可以通过其他货币的稳定币进行，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在位优势，其已经形成的网络和规模效应，使得其他货币稳定币在与美元稳定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可能是为什么欧央行主张通过发行数字欧元（央行数字货币）而不是利用欧元稳定币来应对美元稳定币的挑战。对中国来讲，首先是应该大力促进第三方支付工具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从经济机制看，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类的平台数字货币类似人民币稳定币，在本土已经形成强大的网络和规模经济，而且和美元稳定币比较，人民币平台稳定币的经济属性较强、金融属性较弱，更能发挥中国在制造业和产成品贸易的规模优势。其次，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个外生力量，有利于应对在位国际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内生优势，比如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建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再次，作为新的支付技术和商业模式，美元稳定币的机制可能有现在还看不清的外溢效应，完全否定也不是最优选择，可以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作用，在香港试点人民币稳定币。
目前来看，稳定币在常规零售支付中的使用群体很小，应用场景受限。微信、支付宝、Apple Pay、PayPal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形成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具有在位者先发优势。在同一货币区内，从支付的便捷程度和安全性来看，稳定币并不比现有的第三方支付体系更具优势。稳定币降低交易成本的潜力主要在跨境支付上。
哪些因素使稳定币具备跨境支付上的低成本优势？相对充分的市场竞争格局或为重要原因。传统的银行体系提供美元跨境汇兑和支付服务，但清算系统中心化程度高，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作为美元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承担了全球约96%的美元跨境支付[7]。银行卡转接清算机构由Visa、MasterCard等少数寡头主导，先发优势和规模效应导致较高的进入壁垒和行业集中度，进而推高交易成本。
USDT发行方Tether，员工仅百来号人，2024年盈利高达130亿美元，人均创利实属天文数字。USDT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先发优势”。作为最早的稳定币之一，USDT迅速占领市场，积累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网络效应，尤其在一些银行服务不普及或资本管制较严地区，USDT几乎成了“硬通货”。其盈利模式，除了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主要是美国国债）所产生的利息外，市场也猜测其储备资产的配置可能更为“灵活”，以追求更高的收益。当然，这也伴随着对其透明度和风险的持续讨论。
USDC发行方Circle，员工近千人，2024年盈利1.557亿美元。USDC更强调合规和透明度，其储备金构成和审计更为公开，主要客户群偏向机构和合规要求较高的用户，盈利也主要来自储备资产（同样以短期美债和现金为主）的利息。显然，USDC走的是一条更稳健、更贴近传统金融合规的路线。但它也有自己的烦恼。Circle公司曾在美国硅谷银行存了33亿美元。2023年3月硅谷银行倒闭的消息一出，USDC一度和美元脱钩，从1美元跌至0.878美元，着实让市场惊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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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存量转移”而非“新增流动性”。
这一点连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TBAC）都表达过隐忧。虽然它预测未来三年稳定币可能增长8倍、规模突破2万亿美元，但这种增长更多是“存量转移”，而非新增流动性。
实际上，去买这些与美元挂钩稳定币的人，也得用美元购买，不管是从银行还是货币基金提取美元，还是抛掉原本购买的美国国债，都可能意味着一些美债被抛售。一头进水，一头出水，结果就是，对美债实际总需求拉动有限。